周俊,爱思想网学术观察员,日本早稻田大学亚洲太平洋研究科国际关系学博士在读,专攻中国政治史,中日关系史。 

总之,中国作为一个弱国,在二战中敢于奋起反抗强大的日本法西斯,开辟了世界上第一个反法西斯战场,也始终是亚洲主战场,坚持持久抗战,有力地支援了美英苏盟国在各个战场的作战,推动了世界反法西斯联盟的建立,并在战后国际新秩序的构建和联合国等国际组织的创建方面作出了重大贡献。历史雄辩地证明,中国与美英苏并称为反法西斯四大国是当之无愧的。二战的胜利来之不易,是中国和世界各国千百万人的牺牲换来的。为此,捍卫二战胜利的果实,维护当今世界和平、发展、合作的大好形势,是中国和世界各国的共同责任。

至于敌后武装发展的游动密探,亦值得注意。作者提到,日军曾于1938年7月在南流镇(今属潍坊安丘)捕获国军厉文礼(时任山东省第八区行政督察专员公署专员、保安司令)部的情报班长,发现“其采取我军之情报,诚巧妙之至。彼收买分遣队使用之儿童及维持会之苦力以之确实侦察列车转运之次数,输送汽车与兵器之数目,及分遣队之兵力、装备。一月之间,曾与在安邱之厉文礼连络达十七次之多。其他如牵骡马之农夫,与兵营四周之乞丐,均极为可疑。且有时尚有使用女子者,故于女教员、女宣抚官、女警察等,决不可轻易信任。”作者同时举例称,自己此前任职地(可能指东北)的日军所用的苦力,即受苏联领事馆收买,由垃圾中检取带有“秘”字的纸张送交苏联领事馆,即可受奖五元。

4、中国努力推动世界反法西斯联盟的建立,积极参与战后国际秩序的重建

二、火车站的职员。

毛泽东同志指出:“伟大的中国抗战,不但是中国的事,东方的事,也是世界的事。”“我们的敌人是世界性的敌人,中国的抗战是世界性的抗战。”在反法西斯战争中,世界各国从来都是互相支援的,世界支援了中国,中国也支援了世界。中国的持久抗战有力地制约了日本北进战略、南进战略、西进战略、结盟战略的展开,有效地支援了苏美英盟国的反法西斯战争。

原标题:抗战 | 周俊:八年抗战 or 十四年抗战?

二战是法西斯国家挑起的。法西斯势力对内实行残酷的专制统治,对外实行疯狂的侵略扩张,其矛头所向,无论是什么社会制度的国家无一幸免。20世纪二三十年代,法西斯势力相继在意大利、日本和德国上台,迫不及待地发动了侵略战争,企图称霸世界、奴役全人类。1931年日本法西斯发动“九一八事变”,揭开了侵华战争、也是第二次世界大战的序幕,中国打响了抗日战争、也是世界反法西斯战争的第一枪,从而在世界上最早举起了反法西斯的大旗。

日本在史观上复杂与多元

1、中国是世界上最早起来反抗法西斯侵略的国家,开辟了世界上第一个反法西斯战场

五、县公署内职员等。

“七七事变”爆发后,中国就积极开展结盟外交。但除了苏联之外,美英等国对日本采取了绥靖政策,使中国得不到应有的国际援助,长期在东方孤军奋战,备尝艰辛。1941年12月太平洋战争爆发当天,中国建议中美英苏等国成立军事同盟,终于得到了美英苏的响应。1942年1月1日,以美英苏中为首的反侵略国家发表《联合国家声明》,标志着世界反法西斯联盟正式建立,为二战的胜利提供了可靠的保证,中国的结盟外交终于有了回报,中国也被公认为世界反法西斯四大国之一。但由于自近代以来,西方列强凭借武力打败了清政府,将一系列不平等条约强加在中国身上,使中国在法理上处于不平等地位。在中国的强烈要求下,美英政府于1943年1月宣布废除对华不平等条约,与中国订立平等新约,其他西方国家也起而效之,中国终于从法理上取得了与各国平等的地位。

此处谈到的日军翻译人才的缺乏自然是发生在一定层级以下的,就该部来说,大概是中队一级一度缺乏翻译人才:“现在中队中所用之翻译,均系去年此时派来,当其初来之际,程度上极为肤浅,能否称职,殊属疑问,后经安田中尉与樱井少尉,加以适当教育,现已能相当使用,并能独立工作,单就检举潜伏敌人一项而言,已有十七八件(单手枪方面已获有廿枝),对于投诚工作,亦颇能发挥其手腕,甚至有以自己收入,激励密探而作情报搜集者,其活跃状态,方诸去年,实有隔世之感。”

中国与美英苏一起参加了战后国际秩序的重建。1943年10月,美英苏中四国发表《关于普通安全的宣言》,宣布尽快成立普遍性的国际组织。1943年12月,中美英三国发表了开罗宣言,宣布三国决心将战争进行到日本无条件投降,剥夺日本因殖民扩张而攫取的中国和其他国家的领土,为中国战后收复失地提供了庄严的国际保证,也为战后处置日本、重建东亚新秩序提供了国际法依据。1945年2月,美英苏三国首脑在雅尔塔会议上确认了筹备联合国的原则,决定由美英法苏中五国为安理会常任理事国。7月26日,中美英三国发表《波茨坦公告》,宣示了盟国对日作战到底的决心,宣布了盟国对日处置的基本原则,规定“开罗宣言之条件必将实施,而日本之主权必将限于本州、北海道、九州、四国及吾人所决定其他小岛之内。”上述盟国首脑会议做出的一系列决定、签署的协议和发表的公告,大多都与中国进行协商、署名后公示于世,搭建了战后国际新秩序的框架,表明了中国在其中的重要贡献。

值得一提的是,作者要求警备部队在警备区域内要达到不用使用地图的水平,因为“昭和十二年七月参谋本部所发行之十万分一地图,其中地形地名,均不精确。又县公署发行之地图,其地名虽略一致,然梯尺不正,因亦不能适用”。于是,警备部队需要在警备区域内长期驻留,以熟悉地形、路线,进而布置情报网,加强对各机关的联系。

2、中国战场始终抗击着日本陆军主力,是亚洲反法西斯主战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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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本南进战略的对手是美英等国,目标是占领东南亚和西南太平洋地区。1939年德国进攻波兰,英法无暇东顾,给日本提供了南进契机。9月4日,日本因无法从中国脱身,不得已宣布“不介入欧战。”1940年5、6月,德国击败英法联军,法国投降,英军退守英伦三岛,英美均疲于应对德国,东南亚和太平洋便成为防务薄弱地区,为日本提供了南进“千载一遇”的良机。7月26日,日本内阁决定将南进战略提上日程,但由于中国战场的牵制,迟迟不能付诸实施。太平洋战争期间,中国给予了美国强有力的支持。1942年2、3月,日本大本营为防止美军以澳洲为基地发动反攻进行研讨,海军认为只有攻占澳大利亚才能遏止美军反攻,这就要从中国抽调大量兵力,但遭到陆军的拒绝。1943年初,日本在太平洋战场开始转入战略防御,急需大量的陆军,但此时日本陆军主力仍深陷于中国战场,从而为美军在太平洋的反攻创造了良好条件。可见,正是由于中国抗击着日本陆军主力,才使美军能顺利地发动反攻作战,夺取太平洋战争的胜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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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本的西进战略是企图进军印度、印度洋,在中东地区与德意会师,迫使英国屈服,再全力对付美国。1942年春,隆美尔指挥的德国“非洲兵团”在北非向英军发动攻势,英军败退。5月下旬,德军进入埃及。德军的胜利,促使日本提出了西进作战计划。日本大本营认为,日本应与德意相呼应,进入西印度洋。7月11日,日本陆海军上奏天皇,决定将作战重点从太平洋转向印度洋。但同样是因为日本陆军主力深陷于中国战场,使日本无力实施西进与德意在中东会师的计划。

三、警察署署长、署员。

日本的北进政策是以中国为基地攻占苏联远东地区。日本要进攻苏联必须先打中国,但由于中国的顽强抗击,日本不得不将陆军主力投入到中国战场,无力对苏作战,从而无法将北进政策提上日程。1941年6月,苏德战争爆发,苏联全力应对德国的进攻,为日本提供了北进的最佳时机。当时,日本外相松冈洋右力主北进,配合德国夹击苏联,但参谋总长杉山元反驳说,“现在,日本将重兵用于中国,实际上不可能。”1942年12月,苏德两军在斯大林格勒展开激战,德国请求日本对苏开战,但日本因力不从心拒绝了德国的请求。此后,德国还多次请求日本对苏作战,亦遭日本拒绝,从而使苏联避免了东西两线作战,得以全力抗击德国法西斯,确保了卫国战争的胜利。同时也表明,由于中国抗战的制约使日德各自为战,无法进行战略配合,成为有名无实的结盟,从而有利于反法西斯盟国对其各个击破。

1938年4月,作者在岞山(今属潍坊)任职时,宣抚班班长曾告诉他,岞山维持会会长王某“为一非常有学问之亲日派”,因此自己对他也特别信任。但是,此时,即便日军的情报网已经过整备,但是日军出动的情报仍然始终为我军所侦知,而对于我军的情报,日军则毫无所得。于是,一个月后,经过作者调查发现,王某是挪用胶济铁路公款的“著名不良份子”,此时他不惟一方面向我军通报日军行动,同时扣押下边密探上报的情报。

上述可见,中国全民族抗战开启后,中国正面战场与敌后战场密切配合,日军在中国被迫进行两线作战,深陷于中国持久战的之中,导致其“速战速决”战略破产。以武汉会战为标志,中日战争进入战略相持阶段。

史观复杂与多元的背景——战争的多面性与长期性

联合国是维护战后国际秩序最重要的国际组织,中国参加了联合国从筹划到成立的全过程。1943年11月开罗会议期间,中美两国首脑讨论了有关建立未来国际组织问题,建议成立由美英苏中组成的四国机构负责联合国总机构的筹建,后被英苏认可。1944年8月17日至10月7日,美英苏中四国在美国华盛顿附近的敦巴顿橡胶园举行联合国筹备会议,通过了建立联合国的议案,确定了联合国建立的宗旨和原则。1945年4月25日,应美英苏中四国邀请,50个国家的代表在美国旧金山召开会议,中国与美英苏一起主持制定了《联合国宪章》,规定了联合国的宗旨、原则、权利、义务和主要机构的职权。6月26日,举行了联合国宪章签字仪式,中美英苏等国代表分别签字,中国代表团成员、中国共产党的代表董必武也在宪章上签了字。同年10月24日,联合国宣布成立,中国正式成为安理会常任理事国。1944年到1947年,中国还参加了“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国际复兴开发银行”和《关税及贸易总协定》的创建。

日军与杨靖宇作战(其中部队番号当有误)

在敌后战场,1937年9月,中共领导的八路军在山西平型关战役中全歼日军1000余人,取得了七七抗战以来的首次大捷。同年11月太原失陷后,中共领导的八路军、新四军和其他抗日武装,先后挺进华北、华中、华南敌后建立根据地,开展抗日游击战争,到1938年10月,在华北和华中先后建立了晋察冀、晋冀鲁豫、晋绥、山东、苏南和江北六个抗日根据地,开辟了敌后战场,中共抗日武装以灵活机动的战略战术,出其不意地袭击日军,不断消耗日军的有生力量。

除此之外,还有一些非主流的称呼也同时存在。例如主张以天皇年号命名的昭和战争、以西方中心视角而命名的远东战争、以1895年甲午战争作为战争起点的五十年战争、以1874年台湾牡丹社事件作为战争起点的七十年战争、以1853年美国佩里舰队抵达日本作为战争起点的百年战争等说法。但都因为缺乏客观性与史料支撑,在日本社会中属于少数派。  

在正面战场,国民党政府数百万大军与侵华日军对峙,牵制和打击着日军。1939年至1944年,日军向正面战场发动了一系列的进攻作战,虽然中国军队败多胜少,但仍在与日军对峙,日本所期待的促使国民政府崩溃、结束中日战争的目标未能实现。1943到1945年,中国军队按照盟国的协定入缅作战,历经千辛万苦,付出了惨重伤亡,相继解放了缅北和收复了云南边境地区,打通了滇缅公路,恢复了中国的外援之路,也为盟军在缅甸的反攻创造了条件。

雯雯:国共敌后武装与日军的情报作战

3、中国抗战有力地制约了日本的世界战略,有效地支援了苏美英等盟国的作战

转自,爱思想网。

中国战场对世界各个反法西斯战场的支援作用表明,中国既是亚洲反法西斯主战场,也是世界反法西斯主战场之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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战时中国是世界反法西斯四大国之一,中国战场是亚洲主战场,也是世界反法西斯主战场之一。但由于受冷战的影响,战后七十年来,中国在世界反法西斯战争中的重要地位和作用却受到西方的漠视,没有得到应有的尊重,成为“被遗忘的盟友”,这是不公正的。

本文介绍的这一种本来是日军独立步兵第20大队编印于1939年的《对义勇军战斗讲话案》。当时日语语境中的“义勇军”当指区别于正规军的各类武装,如托洛茨基所著的《被背叛了的革命》的日语译本中的“民兵”即被译作“义勇军”,东北沦陷以后,日本更有“满蒙开拓青少年义勇军”的设置。具体这本书中所说的“义勇军”,则自然不独指东北义勇军,而是泛指各类敌后抗日武装。

中国正面战场与敌后战场的相互配合,始终打击和牵制着日本陆军主力。据统计,太平洋战争爆发时,日本陆军总兵力为51个师团,其中,中国35个、东南亚10个,日本陆军近70%的兵力在中国战场作战,而用于太平洋战场的兵力不足20%。战争结束时,中国战场的日军人数仍远超过太平洋战场。

但是,正如日方所指出的,十五年战争史观或许会导致人们忽视历史进程中寻求和平交涉的可能性,这是值得注意的问题。历史的情境与今天的现实当然不可同日而语,但是历史的十字路口总是存在各种选择,从历史的选择中获取有意义的经验与教训,也是不可忽视的。面对中日两国今日的冲突与矛盾,如何通过对话方式建立管控危机的机制,以更为理性的方式实现共赢,这对于今天的中日关系仍然具有参考意义。

1937年日本精心策划“七七事变”发动全面侵华战争,采用了“速战速决”战略,企图在短时间内灭亡中国,尽早结束中日战争,避免陷入持久战;中国则采用了“持久战”战略,将日本引入持久战之中。面对强敌入侵,中国建立了以国共合作为基础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并迅速形成了国民党政府指挥的正面战场和中国共产党领导的敌后战场,两个战场互相呼应,共同开辟了世界上第一个反法西斯战场。

在保密方面,作者指出,满铁的总机室内,绝对不可用中国人(包括胶济铁路在内的华北铁路,自沦陷后,一度由满铁直接经营,即便作为满铁关系会社的“中国公司”华北交通会社于1939年成立以后,实质上,华北交通会社也与满铁统一经营华北铁路,华北交通会社也是满铁的延长)。目前县电话局内,则常有“通敌”之事发生,每至晚上,即有我军密探携带电话机,悬挂于路上的军用电话线上进行窃听。同时,日军士兵常有在出发前一天,在酒馆、饭店内开怀畅饮,每至酩酊大醉,而信口胡说进而泄露出发消息,至于在平时闲谈、私人信函中泄露军机的,则不可胜数。

在敌后战场,中共领导的八路军、新四军和其他抗日武装,在华北、华中、华南敌后,以灵活机动的战略战术打击日军,壮大自己。1939年11月7日,八路军在山西五台山反“扫荡”作战中,击毙日军独立混成第2旅团旅团长阿部规秀中将。1940年8月20日,八路军出动100余团的兵力,在华北敌后袭击日军,歼灭日伪军2.5万余人,使日军华北主要交通线全部陷入瘫痪,史称百团大战。百团大战后日本大本营便将对华军事作战重点指向敌后战场。从1941年至1943年,侵华日军集中兵力,在华北、华中、华南地区对敌后抗日根据地进行以“扫荡”“清乡”为主要形式的“治安战”。但中共抗日武装在反“扫荡”、反“清乡”战斗中成长壮大,使敌后战场上升为中国抗战的主战场,成为中国抗战的中流砥柱。1944年敌后战场开始了局部反攻,1945年展开了全面反攻作战,中共抗日武装正规军已发展到91万人、民兵220万人,是中国反攻的主要力量。

另一方面,日本的保守派偏爱使用大东亚战争这一名称,试图对战争进行美化、正当化的处理。大东亚战争这一称呼在1941年12月日本的大本营会议与阁议中首次确定,声称日本为了解放亚洲而驱逐欧美势力,通过圣战建立大东亚共荣圈。1945年日本投降后,驻日盟军司令部曾明令禁止使用大东亚战争一词,但在1951年签订的《旧金山和约》生效后,该命令失效,同时,日本政府至今也没有禁止使用大东亚战争一词,因此这个称呼获取了一定的生存空间。近年,也有日本学者从学术意义上主张采用大东亚战争一词,主要的强调历史研究的同时代性,认为大东亚战争是历史上日本政府正式使用的战争名称,因此作为一个历史名词是可以使用的。但是,由于大东亚战争具有强烈的意识形态色彩和美化战争的特质,容易被曲解与“添油加醋”,所以相对客观中立的日本媒体与学者基本上会避免使用大东亚战争的说法。  

七七事变爆发时,日本参谋总长杉山元夸口说,“中国事变一个月就解决了”。但战端一启,中国的顽强抵抗打破了日本速战速决的侵华战略,日本不得不渐次增兵。到武汉会战时,日本将陆军34个师团中的32个师团,即94%的兵力和海军部分兵力投入到中国战场。

之后,作者的强调也值得注意。他指出,无论是东北四省还是哪里人,对于他们,不能止于恩威并济,而要恩三分威七分,因为中国人“对于有权威与能给金钱及享以吃饭之人,绝对表示服从,并不如日本人有为知己而死之观念”。易言之,则是“对于密探翻译,不问其有如何成绩,决不能开口褒奖,如其真正努力,可以暗送金钱,若予以夸奖,则反令其懈怠。”作者并多次将这类观念与行动上升至对中国人国民性的观察,由此可见当时日军对于中国人的看法。

以上事实和数据表明,中国是名副其实的亚洲主战场。1945年1月6日,罗斯福在国情咨文中曾赞扬说,“我们也忘不了中国人民在七年多的长时间里怎样顶住了日本人的野蛮进攻和在亚洲大陆广大地区牵制住大量的敌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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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正面战场,中国军队面对武器装备精良的日军,历经太原会战、淞沪会战、南京会战、徐州会战、武汉会战等重大战役,重创日军。据日军作战记录记载,在上海作战中,中国守军的抵抗极其顽强,即使受到炮击和包围也不后退,中国军民同仇敌忾,斗志昂扬,日本参谋本部称“战况悲惨”。在上海战役中日军死伤达4万余人。在台儿庄战役中,中国守军决死奋战,“顽强抵抗到最后”,战壕中“尸山血河”,“睹其壮烈者亦为之感叹。”是役,歼灭日军11984人。

关于是八年抗战,还是十四年抗战的争议在国内的学术界已存在多年。八年抗战史观将1937年7月7日的卢沟桥事变定义为抗战起点,十四年抗战史观将1931年9月18日的柳条湖事变(一般称为九一八事变)定义为抗战起点。抗战到底起于何时?理解这个争议的首先要考虑当时的历史背景。自1931年九一八事变开始,中国在展开局部抗战的同时,也通过外交手段实现了局部的和平,或者称为局部的妥协。当时的国民政府称之为“一面抵抗一面交涉”。而在1937年卢沟桥事变爆发后,中日两国在实质上进入了全面战争。但是,中日两国各自基于对当时国际形势的判断,主要是考虑第三方国家的介入与军事援助问题,双方都没有发布国际法意义上的宣战布告,中方正式对日宣战是在日军偷袭珍珠港之后的1941年12月9日。这种复杂的局面自然就给后世的历史学者留下了一定的讨论空间。仅就学术意义上而言,八年抗战史观与十四年抗战史观都有足够的史料作为支撑,在逻辑上也都可以自洽。换而言之,历史事实是一成不变的,但对史实的认识、解释、评价却是处在变化之中的。同一史实,从不同的角度出发,解释就会不同。同一史实,从不同的时代背景出发,解释也会不同。

除了现实政治的影响之外,也应注意到日本视角下战争的多面性与长期性这一客观存在的背景。就战争的多面性而言,中国在抗日战争中直接的交战国只有日本一个国家,因此历史叙事的逻辑相对而言比较容易归纳。相反,日本直接的交战对象除了包括中、美、苏、英等主要交战国之外,还包括西方国家的自治领地(澳大利亚、新西兰)以及东南亚各国等。与复数国家同时进行交战就导致战场的分散,不同的战场又可能衍生不同的战争认识。例如,在中国、东南亚战场上,日军的残酷暴行令人发指的同时,与美、苏交战的过程中,日本本土被美军空袭并受到原子弹攻击,数以万计的日本人被苏联强制拘留在寒冷的西伯利亚进行苦力劳动,因此加害者与受害者的历史认识在日本人身上就会重叠。另一方面,日本在东北亚战场上吞并韩国、扶植满洲国、分割华北,毫无置疑地展现出侵略者的面孔,但是,在东南亚战场上,日本又和东南亚各国试图抵抗欧美殖民帝国的民族主义团体联手作战,摇身一变为“解放者”(这也是东南亚反日情绪相对低于中韩的历史背景)。日本到底是加害者还是受害者?是侵略者还是解放者?战争的多面性给这一系列问题留下了争论的空间。  

本书一开端即强调情报的重要性。讲话人称自己初到一地时,“所感最困难之问题,即为情报蒐集”,并举例说明日军可以通过招纳降敌、四处交游等方式招募密探。不过,作者继而强调布置密探仅仅是搜索敌情的辅助手段,“至于根本办法,仍靠军队本身积极出动以行搜索为较紧要,此等密探,若不以积极出动搜剿之威力使其感服,则工作一停,而固定密探(至少一周间要连络一次)亦随之消灭。”这一观点反映了日军尽管早已意识到了招降纳叛的重要性,但是此时对培植汉奸等方面工作仍然不够信任,自然作用有限,而旨在主要依靠军队维系统治。

关于战争的称呼问题,日本政府基本采用“之前的大战”、“过去的战争”等说法,这在历次内阁总理大臣的战后周年谈话中都有体现,包括2015年安倍晋三的战后70周年谈话。日本天皇则主要使用“之前的大战”、“不幸的战争”等说法。也就是说,日本的官方主要采用一种模棱两可的方式对战争进行定义,以获取政治上的平衡。  

在给密探、翻译的薪酬方面,作者对中国人的看法更暴露无遗。作者指出:“欲与以十元,切不可竟以十元给之,于谈话之间,示以二三百元钞票,然后于其中抽出十元给之,如此可使其非常感激,在日本人心理上,如此一定很不喜欢,以为为人轻视,但此亦即国民性差别之点……彼等于看到大钱时,眼光特别起敬,又同是给钱时,而于公众前给之,则觉面子好看,或于数人中给以差别之金钱,则尤能触其发愤之动机。关于面子二字,为统驭中国人最要紧之事”。所谓的“国民性批判”,在当时十分流行,对中国人的这一刻板印象,多少也为日军侵华推波助澜。在此,笔者无意于指出这一看法的是非曲直,毕竟,日军侵华后来的结果也是大家实所共鉴的了。

日军与国军杨秀峰部作战

四、兴国会、新民会人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