多年来,印欧关系停滞不前。在21世纪初,希望初露,印欧关系不再重点关注贸易和文化,而是逐渐转向政治和战略问题。但即便像德国这样的重要欧洲成员国,虽然与印度保持良好的外交关系,但其重点依然是有限的贸易和技术合作,而不是广泛的战略问题。虽然印度将欧洲视为其主要的贸易同盟,但欧洲主要是将中国作为其在亚洲的主要合作伙伴和市场。

作者系中国社科院亚太与全球战略研究院院长

然而,随着特朗普政府统治下美国政策的不确定性,印欧两方意识到他们可以互帮互助,有巨大的合作潜力。欧洲和印度都面临相似的经济、政治甚至安全挑战。受多元化伙伴关系策略的驱动,印度正在寻求与日本、澳大利亚以及欧盟成员国如德国、法国等其他中型国家间的合作。同时,英国退欧也加快了这一进程。因为其传统的合作伙伴离开了欧盟,所以印度迫切寻求新的欧洲“通道”。对于欧洲而言,鉴于跨大西洋伙伴关系中的嫌隙,与崛起的亚洲国家加强多重伙伴关系的必要性是显而易见的。

2013年是美国自由贸易区战略调整的一个重要年份:“跨太平洋战略经济伙伴关系协议”接纳日本加入谈判,启动“跨大西洋贸易与投资伙伴关系协定”谈判。在太平洋与大西洋同时推进自由贸易区谈判,这在美国历史上也是第一次。下一步两者很可能会走向统一,从而形成发达国家主导全球经济规则制定权的新平台。

目前,印欧双方都在努力制定有关区域连通性的规范。欧盟还在制定一项关于印度的新战略,呼吁两方不仅要在双边问题上进行协调,还要在区域和全球问题上进行协调。这将包括在印度洋地区努力建立区域安全架构,以检查该地区的军事化进程和竞争军备。为了改变其在亚洲作为“付款人而不是游戏者”的看法,欧洲成员国和布鲁塞尔刚刚公布了关于增加欧盟与亚洲安全往来的理事会讨论结果。一旦实施,欧盟将能够通过成员国实质性的参与提高其在该地区的知名度。这无疑将为其与印度的伙伴关系增添新的内容。

美国自贸区战略所寻求的并非是单一的经济目标。谈到美国自贸区战略时,很多学者把它归结为单纯的经济动机,比如,分享亚洲高速增长的收益,后危机时代发达国家之间的抱团取暖,推进全球贸易投资自由化等等。毫无疑问这些动机都是客观存在的,但假如忽略了非经济动机,就有可能对美国的战略意图作出错误的判断。

双方改善关系的政治意愿让人想起欧盟—印度伙伴关系早期可圈可点的岁月。通过多种对话机制,布鲁塞尔和新德里正在努力了解彼此的立场和底线。印度外交政策的多元协调方式为恢复伙伴关系提供了空间,而跨大西洋伙伴关系的紧张局势促使欧洲制定了自己的亚洲政策。观察员长期以来一直抱怨,印欧这种伙伴关系完全是基于贸易关系,而非战略原则,近来这种趋势终于发生了变化。

事实上,美国官方与学界从来没有否定过其自贸区战略非经济动机的存在。按照美国国家安全委员会与美国贸易谈判代表2003年针对选择自贸区伙伴的标准,至少有六个因素是不可或缺的:一是遵守贸易规则的政治意愿与能力;二是给美国所能带来的经济收益;三是对美国全球贸易政策的支持程度;四是与美国的对外政策及安全利益相匹配;五是要得到国会与私人部门的支持;六是美国的贸易谈判资源约束。当然,不同时期目标的选择是会有变化的,比如伊拉克战争后美国曾经把反恐作为选择自贸区谈判伙伴的标准之一;美国与美洲国家进行自贸区谈判时引入了民主化标准,但有一点是确定的:美国从来就不是为了实现单一的经济目标。

■格里玛·莫汉

如果说小国的自贸区战略考虑得更多是经济因素的话,那么大国所考虑的更多的是非经济因素,比如日本加入自贸区谈判就不是一项纯经济决策,是与强化美日同盟联系在一起的政治决策。正是在这种意义上,我们说日本宣布加入自贸区改变了亚洲区域经济合作的格局,同时也意味着美国已经完成主导亚太地区区域经济合作发展方向的制度框架建设。

(上海全球治理与区域国别研究院王瀚浥编译)

应对整个新兴经济体的集体崛起是美自贸区战略的直接推动力。迄今为止,美国的自贸区战略大致可划分为三个阶段:20世纪90年代之前属于第一阶段,主要服务于美国的全球与地区安全战略,例如美国-约旦、美国-以色列自贸区协定。第二阶段以北美自贸区与美洲自贸区为标志,目的是以此为手段推动美国所主导的多边贸易谈判进程,并在多边贸易谈判中与欧盟争夺规则制定的主导权。需要指出的是,由于巴西的反对,美洲自由贸易区没有达到美国所期望的目标,最终演化为与中美洲、加勒比海国家的双边自贸区协定。第三阶段始于国际金融危机,中国与新兴经济体的崛起不仅使美国,而且也使西方发达国家在全球经济的霸主地位开始动摇。如何在经济规模占劣势的情况下继续主导全球经济规则的制定权,是美国与整个发达国家在21世纪面临的最大挑战,跨太平洋战略经济伙伴关系协议与跨大西洋贸易与投资伙伴关系协定都是这一背景的产物。

作者简介

对于中国与其他新兴经济体快速崛起的前景,国际上存在多种看法。2012年由美国国家情报委员会发布的《2030年全球趋势》可以说是近期西方国家最有代表性的看法。依照他们的预测,以传统的综合国力指标体系(GDP、人口、军事支出、技术)来衡量,2030年中国的综合国力将会超越美国,印度则会在2050年前超越美国。如果在传统指标体系基础上加入健康、教育、治理等,中国、印度在全球综合国力的份额将会比预期的低4~5个百分点。但无论采用哪一种衡量指标,2030年发达国家所占份额都将被新兴经济体所超越,这是西方国家主导世界以来面临的第一次也是最大的挑战。